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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话题】关于中国科技奖励的多方争议

2015-01-24 战略前沿技术

李培根:中国科技奖励之我见


客观地评价我国的科技奖励工作,我们应有两点基本共识:一是多年以来,国家的奖励政策对我国的科技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科技相对比较落后的时期,这个作用更为明显;二是我们评出来的奖励,绝大多数是做得不错的。但是,这两点认识不能掩盖目前国家科技奖励制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及未来可能存在的更大的负面作用。下面谈谈我的认识。


作为“中间承认”的官方奖励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对科技成果的“终极承认”。奖励实际上是一种对科技成果的承认,评奖主体是国家和政府,这是官方的,属于官方的承认。对科技成果水平的“终极承认”应该是什么?不妨分析一下合理的终极承认。科技成果的终极承认不应该是官方的承认。属于技术的成果,最后的、终极的承认是市场的承认;属于科学的成果,终极承认不是市场,但也不是获得奖励,而是科学界同行的广泛认可。总之,对科学工作、科技活动的承认,政府给予奖励不是终极承认,只是一种“中间承认”。


对科技成果的承认,需要伴随一个利益的承认。假如说没有奖励,利益的承认是要与终极承认挂钩的。譬如做技术的,市场承认了,利益跟着就体现了;做科学的,得到科学界同行的共同认可,某种“利益”往往也跟着体现。


现在有一个中间的而且是官方的承认,即科技奖励。利益至少在相当层面上与中间承认(奖励承认)挂钩了。因为它不是终极承认,所以这个挂钩肯定会有一些扭曲的现象。有些本来不该有那么高的利益却给予了,或者是有些本来该得到的利益,因为未得到中间承认(奖励)而没有得到,于是就产生了某种扭曲。


目前的奖励政策使科技人员更容易急功近利。科技人员做科技研究的驱动力是什么,理想的应该是兴趣,但现实情况中不可能完全凭兴趣,多数人要根据国家的需求,或者是市场的需求。但是我们假定,如果没有中间承认的话,科技人员的驱动力是什么?譬如做技术的,希望成果未来得到市场的承认,做科学的希望得到学界的承认。把驱动力放在这个上面,即使主要不是兴趣,我认为也是很好的,因为直接与终极承认挂了钩。但实际情况是,现在科技人员的科研活动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和终极承认挂钩,而是和中间承认挂了钩。能否得奖成为了科技人员的科研驱动力,大家眼睛都盯着奖,这就会产生一种不好的作用。目前的奖励制度的确对科研人员的驱动力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奖励制度既破坏了本应有的模糊性,也破坏了本应有的清晰性。无论是科学还是技术,衡量一个人的水平,通常要保持一定的模糊性,水平不是一秤就能称出来是几斤几两的,它有一定的模糊性。成果也是一样的,也有一定的模糊性,很难称出几斤几两。但是,现在的奖励制度破坏了这种模糊性,本来社会中间这些东西存在一定模糊性是合理的,奖励制度破坏这个模糊性后,必然导致一些问题。假如我得到了一个国家奖,另外一个人的项目跟我项目的水平差不多,一起去参加评比,我评上了,他没有评上,我还真不敢讲没评上的一定比我的水平差。由于有名额限制,这种情况常常发生。但是,评上和没有评上的差别就大了,因为很多东西与奖励挂钩了,讲水平的时候,似乎你有两个国家奖、三个国家奖,那个比你少,或者没有,“水平差距”就出来了。本来是模糊的,因为有了奖励,使得应该保持模糊性的地方变清晰了。我们很多评价(如评重点实验室、杰青、长江学者、院士等),差不多都要看获奖数量,本来模糊性的东西因为奖励而清晰了,这是有问题的。当然,社会上存在该清晰的地方却变得模糊了的问题,譬如科技工作的社会价值。做技术的,最后应该由市场决定,这个价值体现得比较清晰,但是因为奖励加在了中间,奖励成为了社会价值的认同,就使得这个价值变得模糊了。该保持模糊性的地方我们把它变清晰了,本来应该清晰的地方奖励又把它搅模糊了,这也是科技奖励带来的问题。


评奖也成了适宜社会不诚信种子发芽的一种土壤。当今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社会诚信严重不足的时期,社会大环境存在不诚信的种子,尽管模模糊糊,但的确是客观存在。实际上,评奖也成了适宜社会不诚信种子发芽的一种土壤,不诚信的种子很容易在这个土壤上生根发芽开花,使不诚信越来越多。因此我认为,在当前中国社会诚信严重不足的时期,评审活动是非做不可的才去做,可做可不做的就不要做。由于我们的社会诚信不足,只要有评审,就会有问题,这一点,不能小视。


本文一开始就肯定了我国几十年来的科技奖励政策,认可评出来的奖励大多数是好的或比较好的,对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下面不妨分析一下假如未来没有国家官方的科技奖励会有什么问题?如果不设国家奖,我们有没有办法承认科技人员的贡献?


终极承认摆在那里,不管政府的科技奖励有还是没有,终极承认总是存在的。做技术的,市场会决定,即使不是普通市场决定的,例如国防的、国家战略资源方面的,也一定会有某种方式的终极承认。此外,同行认可更真实。学术水平也好,工程技术水平也好,同行之间自然有一杆秤。甚至有些工程技术人员,正在做的一些重要工作,虽然还没有得到奖励,甚至还没有鉴定,但是领域内的同行们都知道他们工作的水平。科学更是如此,科技期刊、科学文献、会议交流报告基本能反映他们的工作与成绩。因此,科技人员的贡献与水平,无论是哪个领域,包括国防军工领域,没有官方的奖励也容易得到同行的认可或者终极承认,而且是更真实的承认。


奖励的作用随科技发展程度增大而降低,甚至变成负作用。我们总是强调国家科技奖励有一定的作用,现在要分析在不同时期的作用。越是科技落后的时期奖励的作用越明显,随着科技的发展,作用会发生变化。科技发展的程度越高,奖励的作用就越低。早期因为中国科技太落后,通过奖励刺激科技人员,提高科技人员的地位,这是有作用的。因此,不能否认以前科技奖励的作用。但问题是,随着中国科技地位的提高,科技奖励的作用越来越小,甚至到一定的时期会有一个无形的拐点,不仅仅起不到积极作用,甚至可能会起负面的、消极的作用,或者消极作用将大于积极作用。官方科技奖励政策使奖励的驱动力成为很多科技人员的科研驱动力,这就是一种不好的作用;科技人员的贡献与水平本来应该保持一定的模糊性,奖励使它清晰了,导致一批人的积极性会受到挫伤,这又是一种不好的作用。科技发展到一定程度后,负面作用会更大,对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


如果没有官方科技奖励,受益最大的当是货真价实的科技成果的所有人。反对逐步取消官方科技奖励的人总是担心科技人员的贡献得不到应有的承认,而一些无所作为的人会因此而受益。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因为得到终极承认的成果一定是货真价实的。在有官方奖励政策的环境下,因为评审的存在,使成果受到主观因素影响而产生某种扭曲。也就是说,某些不一定货真价实的成果可能得到本不该得到的承认,甚至有货真价实的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承认的情况。因此取消官方奖励只能使货真价实的成果得到更真实的承认。


基于这些认识,中国应该有一个计划,逐步做到取消政府的科技奖励。


完全不必担心民间科技奖励可能很滥的问题。我赞同民间设立科技奖励,有人又担心某些民间奖励可能会很滥。假如说民间的某些奖励会更滥,但是滥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学会,或者学会下面分会、专门委员会,乃至其它民间机构,自己做一个奖励,做得很滥,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大不了没有人承认它就是了。倘若民间的奖励做得含金量很高,自然会得到承认。民间奖如果有滥象,不用太担心。


加强同行评议等做法无法根本改变目前奖励的问题。反对取消奖励的人也承认目前奖励政策的问题,但是主张改善操作方式而消除某些弊端,如加强同行评议。从操作的角度讲,如果不取消政府奖励,只是通过加强同行评议改进它,其实不太可能。如同行评议这个事情操作起来几乎是不可能的。例如机械行业的评奖,机械是一个很大的领域,其评委是大同行。有时候小同行之间也不熟悉。如果真正让完全熟悉情况的小同行去评审一个项目,这是很难操作的。退一步言,即使能如此,那么不是小同行之间的项目水平又如何比较呢?所以,指望通过同行评议而根本改变目前奖励的弊端是枉然的。仔细分析一下各种方案的可行性,真的要改得很合理几乎不可能。


总而言之,结论还是逐步取消政府奖励。大的可以保留,例如最高国家奖,数量很少,而且是针对个人的,可以保留一点,但是一般性的奖应该取消。当然取消可以有一个过程,有一个计划,逐步取消或者是逐步由民间奖励取代。


(来源:赛先生,作者:李树根)


关哲:计算机学会的建议像首歌——政府退出评审呀,一二三四五六七

1月9日,2014年度国家科技奖揭晓,二等奖果然无人关心(猜是什么,答案见最后),但一等奖现在人人都知道了。因为一等奖——来自张尧学团队的“网络计算的模式及基础理论研究”,俗称“透明计算”——成了众矢之的。这是首次将这一国家级最高奖项颁发给网络计算机领域,而自2000年以来的13年中,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曾9次出现空缺。

只是还没来得及高兴,对本届一等奖的质疑之声就开始在网络上蔓延,看上去很懂行的人认为“透明计算”仅仅是个理论,更遑论突破冯·诺依曼结构,看上去一般懂行的人也说这个发明算不得首开先河,实质与早已出现的“云计算”并无二致。二等奖各种物理、化学、生物无人评判,网络技术果然人人都懂,就像12306网站出问题,批评者个个都觉得换成自己来做早做到完美了。

9次空缺,不知道是不是躲过了9次争议。在批判者看来,这肯定不是科技文人相轻,而是评奖不公。除了各种坊间的批评,打假斗士方舟子也写了长文分析指责张尧学团队涉嫌欺骗。方舟子多年来打假威信就在于讲专业就事论事。更多普通科技批评家匆匆下了科技结论,马上转进到对政府的批判,要求政府退出科技评审。

散兵游勇对政府的批判显然不够影响力,有组织认为自己应该有所担当。1月21日晚上九点,中国计算机学会在其官网发布一条名为“建议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励评审”的建议,直言要求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励评审,并声称已经向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技部和教育部递交,将此次争论推向高潮。

如果不是政府参与评奖,物理学家于敏这次也很难获得特等奖,因为他的成果没法获得“市场、社会等相关的检验”

计算机学会的建议里有无比方舟子更专业的分析?没有,仔细阅读计算机学会的这份建议,直奔主题:先列举四条理由:政府部门对评审工作干预过多;缺乏有效的第三方监督机制;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边界不清晰;政府对专业发展和水平并不具有专业判断力。再给出三条建议: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评审工作;加强对国家科技奖评审工作的监督和管理;将国家科技奖项评审工作交由专业学术机构和社会学术团体完成。听起来像唱歌,要用崔健的调子唱:政府快退出评审,噢,一二三四五六七!

这首歌充分体现了科技界对一等奖问题痛心疾首以至于不由自主发自灵魂提高调门,专业之争立刻走向了更高层面的体制之争——这也算是中国式争论的惯用套路。就好比当初动车出了事故,坊间立刻齐刷刷指责铁道部的国企作风,一致要求用私有化来解决问题。当某个国企发生了事故,批评界立刻要求政府退出企业,当某个私企出了大问题时候,那肯定是国进民退造成的后果,总归都是国家、政府和体制的错。

计算机学会非常光明正大有姿态地要求政府退出,其情可嘉。为了表示政府干预可能造成的不公正性,计算机学会没有忘记搬出国外的例子,在建议里明确提到“纵观全球科技发达国家,没有一个是政府直接主导进行学术评价和评奖的”。网友指出,这话不严谨,试问如果是这样,那么英国的皇家奖、美国的总统奖又该如何解释呢?科技界人士应该懂得逻辑,全称判断要慎用,除非计算机学会的网站已经被文人把持。正如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教授钟书华所说,中国的科技奖励符合国际惯例,如果一下子取消,也不符合奖励的国际潮流。

至于评奖的公正性,当然应该接受监督。人们愿意看到民间出现的专业分析。就算是诺贝尔奖也难独善其身,很多奖项结果都令人无语,尤其在经济科学方面,各种冲突人选并置获奖,连排中律都无法符合。1974年,哈耶克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此时距离他最后发表的一本重要而完整的著作《自由宪章》已经整整过去14年,而在大约三十年的时间里,哈耶克都没有写过经济学方面的论述了。连他本人都“觉得诺贝尔奖不应该授予一个在很多年前做过一些经济学研究的人”。为减少争议,瑞典皇家学会不得不让哈耶克与缪尔达尔共享这一奖项。但是对诺贝尔奖的监督始终薄弱,中国应当吸取这方面教训。

教训之一,在中国,奖项如果交给民间机构团体评审,那将不可避免出现各种山头利益。计算机学会建议应该“将国家科技奖项评审工作交由专业学术机构和社会学术团体完成”。物理学会与计算机学会恐怕会争个头破血流,都觉得本领域的成果最牛逼,最终还是要请国家统筹评判。

政府的参与也确保了一些无法迅速转化为经济利益的高精尖领域,能够躲过市场化金钱洪流的冲击获得发展,正如有网友指出的那样,如果不是政府参与评奖,被称为中国“氢弹之父”的物理学家于敏这次也很难获得特等奖,因为他的成果没法获得“市场、社会等相关的检验”。

根据2003年修订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国家科学技术奖的最终确立必须经过以下程序:首先由单位和个人推荐;评审委员会认定奖项并提出获奖人选和奖励种类及等级的建议;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根据评审委员会的建议,作出获奖人选和奖励种类及等级的决议;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对获奖人选和奖励种类及等级的决议进行审核,报国务院批准,最后报请国家主席签署并颁发证书和奖金。整个评审组织工作由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负责,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聘请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组成评审委员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的组成人员人选由国务院科学技术行政部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

2008年修订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进一步规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员由科技、教育、经济等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和行政部门领导组成。委员人选由科学技术部提出,报国务院批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实行聘任制,每届任期3年。

除了这些严格的评审程序,国家在评委会的具体人员名单上还实行严格的保密制度,防止各种“拉关系”。如果这样的制度设计最终还是出了问题,很难相信民间学会的评奖就能纯洁。当然,各种挂着“民间”招牌的机构团体也完全有权利自己搞个评奖活动。

有观察者网网友就提出:“这是严肃的学术讨论么?政府出钱进行评审,为什么不能政府来评?如果计算机学会不服气,可以自己成立一个基金,来做一个更加‘客观公正’的评审。还有,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偏偏是这个项目遭到这样大的质疑,难道是因为它的意义就在于可以让中国计算机行业逐步摆脱对国外的依赖?有没有个人或者团体在后面炒作这一场‘质疑’?”

网友的质疑不一定正确,不过提出民间参与竞争倒是一个思路,我们不妨期待计算机学会一类的机构能够身先士卒,用更加权威公正的评奖来和政府评奖竞争。

另一方面,政府评奖活动也理应接受监督和不断优化。以前些年争议非常激烈的院士制度改革为例,政府在听取了各界的改革意见后,取消了单位推荐,谢绝处级以上官员参选,增加全体院士终选环节,加大违规行为惩处力度等等。这种积极有为的行动,才能避免一边是上纲上线的大批判,一边是闭目塞听的官僚作风。优化改革,避免部门利益相争,也让激进沉船主义没有市场。

二元对立式批评很难有务实效果,就像高校治理改革多年来陷于教授治校还是行政治校的无止尽争论里,这也是一个很难争出结果的话题。据笔者所知,一些试行教授治院的院系实践后果完全不是文字辩论所描述的那样。可以预料,政府评奖将会按照既有的方式持续下去,这个过程中必须有优化。这次计算机学会姿态这么高,下一次政府机构主动与计算机学会尝试合作也不是没有可能。

近年来,国家在扶持科技进步上的投入有目共睹。2013年度国家科技投入约278亿元,2014年,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R&D)预计达到13400亿元,占GDP比重预计可达2.1%。与此同时,我国已初步建设中央财政科研项目数据库。目前已入库3万项,其中科技类各部计划项目22268项,重大专项4881项,部门行业专项1883项。

正如文章开头所说,此前的9次一等奖空缺可以看出国家在这一奖项上的慎重。这次终于奖项有主,是首次将国家级最高奖项颁发给网络计算机领域,合理性且不论,可以看出政府在扶植互联网技术发展方面的迫切心情。至于“透明计算”是否真正担得起国家自然科学奖这一荣誉,还需要更专业的论证。笔者认识的媒体界同行一边报道坊间对奖项的批评,一边也在朋友圈自嘲:做完了新闻但是看不懂啊,谁来帮我解释下?!谁来呢?我也看不懂啊。如果评奖活动确实暴露了缺陷,也是下一步改革的参照。通过一次争论,令大家都有所提高是好事。我们也希望各奖项获得者都能对得起人民和政府给予的荣誉。

最后公布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共十项:1.哺乳动物多能性肝细胞的建立与调控研究机制,2.巨流电变液结构和物理性质的研究,3.可见光响应光催化材料及在能源环境中的应用基础研究,4.基于环境约束和多空间分析的机器人操作理论研究,5.具有网络通讯约束的动态系统控制理论与方法,6.态-态分子反应动力学研究,7.超高温条件下复合材料的热致损伤机理和失效行为,8.微分流形的几何拓扑,9.华北克拉通早元古代拼合与Colunbia超大陆形成,10.基于离散体系的跨尺度多相反应流的介观理论和方法。

(来源:观察者网,作者:关哲)


中国青年报:计算机学会关于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评审建议

  鉴于已经实施多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科学技术进步奖等国家级科学技术奖(以下简称国家科技奖),在管理体制和评审过程中暴露出一些问题,中国计算机学会1月16日将一份名为《关于政府退出国家科技奖励评审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送达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科协、科技部、教育部等部门,指出问题同时提出了几点建设性意见。 

  中国计算机学会认为,目前国家科技奖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是政府部门对评审工作干预过多,甚至直接参与奖项的评审工作,有的相关领导亲自担任有关评审委员会和奖励委员会的负责人,直接主导奖项的评审过程,政府工作有些“越位”。 

  其次是没有建立有效的第三方监督机制,无法对政府部门主导的国家科技奖评审过程中的行为实行有效监督,容易在奖项评审过程中产生不端行为和滋生腐败,结果导致政府工作“缺位”。 

  第三是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边界不清晰。政府部门作为行政机构,在国家科技奖评审中拥有决定权,而有评审能力的专业学术机构和社会学术团体的作用却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和体现。 

  第四,《建议》中还指出,政府不是学术共同体,对专业发展和水平并不具有专业判断力。尽管在国家科技奖评审过程中,有关部门会聘请相关领域的专家作为评委,但涉及的专业领域非常广泛,在当今科技日新月异的情况下,政府部门难以把握各个科技领域的发展趋势,也并不了解哪些专家在哪个领域具有真正的学术判断力,所以评奖过程容易出现误判、错判。 

  中国计算机学会对全球科技发达国家科技奖励制度进行了梳理,发现没有一个国家是政府直接主导进行学术评价和评奖的。因此中国计算机学会建议改革现行国家科技奖评审体制,完善国家科技奖项评审工作,并提出几条具体建议。 

  建议政府部门退出国家科技奖评审工作,践行“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的治国方针,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对国家科技奖评审工作的监督和管理。 

  政府部门应致力于建立评价体系、制定奖励政策、遴选评选机构、构建评审平台等管理和服务工作,为国家科技奖励工作提供政策依据和机制保证,并严格监督评审过程。 

  中国计算机学会还提出,要将国家科技奖项评审工作交由专业学术机构和社会学术团体完成。政府部门对承担评审工作的学术机构和社会学术团体进行严格的遴选,并对其评奖过程进行监督。

(来源:北京青年报,记者:李新玲)


方舟子:不透明的“透明计算”——张尧学是如何骗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

  教育部原司长、中南大学现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尧学领衔的“透明计算”课题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舆论大哗。多名IT专业人士在网上一面倒地揭露这个课题低劣、造假、骗人的实质,这些揭露文章发表在科学网、知乎、新浪博客等处,随后即被删除得干干净净。财新网在1月17日发了一篇报道《“透明计算”获大奖引发诸多争议》,随后也被删除。对这些批评、揭露,张尧学没有给出任何回应,而这些试图压制批评的删帖行为,不知是张尧学公关的结果,还是政府部门为遮羞采取的行动。不管怎样,对学术争议只能以删帖来回应,其实质
如何,已昭然若揭了。

  我不是IT专业人士,不想从学术的角度来评价张尧学的成果。我想从别的角度,让公众了解一个被IT专业人士一致评为低劣、造假的课题何以能够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我们先来看看张尧学的简历:

  1976年10月至1978年10月,在湖南澧县余家台水电站工作,测绘员;
  1978年10月至1982年07月,在陕西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原陕西西北电讯工程
学院)电子工程系学习,获学士学位;
  1982年07月至1983年02月,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国研究生预备班学习;
  1983年02月至1983年09月,在大连外国语学院日语培训班学习;
  1983年09月至1990年03月,在日本东北大学硕士生、博士生并获硕士、博士学位;
  1990年03月至1995年07月,在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任教师、副教授、教授,教研组副主任;1994年6月任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副系主任;1995年2月评定为博士研究生导师;
  1995年07月至1995年10月,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作访问教授;
  1995年10月至1997年11月,电子部计算机司副司长兼全国电子信息系统推广办公室副主任(挂职);
  1997年11月至1999年06月,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1999年06月至2000年06月,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副司长(主持工作);
  2000年06月至2001年05月,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司长;
  2001年05月至2009年06月,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其中,2001年11月至2006年5月兼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校长;2004年3月至2005年1月参加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2007年5月至2008年9月任北京奥组委挂职总体策划部副部长;200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2009年06月至2011年10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
  2011年11月至今,中南大学校长(副部长级)。

  从简历可以看出,张尧学从1995年开始当官,一开始还只是挂职,1999年起则是全职当官,从事行政工作,历任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副司长(主持工作)、科学技术司司长、高等教育司司长、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司长、中南大学校长,已脱离科研一线十几年,却能做出代表中国科研最高成就的成果,可谓神人神迹。

  再神的人才,再神的科研成果,也是要通过论文发表体现出来的。在报奖材料中(http://www.cutech.edu.cn/cn/root ... 389722463398905-1389722463551177.pdf ),张尧学列举了能体现其获奖成果的八篇代表性论文专著:

  1. Yaoxue Zhang and Yuezhi Zhou. Transparent Computing: A New Paradigm for Pervasive Computing, LNCS 4159, 2006 年第1 卷1-11 页.
  2. Yaoxue Zhang and Yuezhi Zhou. 4VP+: A Novel Meta OS Approach for Streaming Programs in Ubiquitous Computing, in Proc. of the IEEE 21st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dvanced Information Networking and Applications (AINA 2007), 2007 年第1 卷394-403 页.
  3. Yaoxue Zhang, K. Takahashi, N. Shiratori, and S. Noguchi. An Interactive Protocol Synthesis Algorithm Using a Global State Transition Graph, IEEE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1988 年14(3)卷 394-404 页.
  4. Yaoxue Zhang, Hua Chen. A knowledge-based dynamic job-scheduling in low-volume/high-variety manufactur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Engineering (UK), 1999 年13(3)卷 241-250 页.
  5. 林 闯 . 计算机网络和计算机系统的性能评价, 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7-302-04267-5, 2001 年卷109-129 页.
  6. Fengyuan Ren, Chuang Lin, Xunhe Yin. Design a ongestion
controller based on sliding mode variable structure control,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2005 年28(9)卷 1050-1061 页.
  7. Fengyuan Ren, Chuang Lin, Bo Wei. A robust active queue
management algorithm in large delay networks,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2005 年 28(5)卷 485-493 页.
  8. Jianer Chen, Guojun Wang, and Songqiao Chen. Locally
subcube-connected hypercube networks: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puters, 2002 年51(5)卷 530-540 页.

  第一篇论文发表在2006年9月在武汉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Thir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UIC 2006 ),会议组织者是在新语丝挂号的金海。这种会议的主要目的是为中国科研人员提供出钱发表SCI论文的机会,几乎没有含金量,被称为野鸡会议。张尧学的这篇论文发表了9年,共被引用45次(据google scholar,下同),绝大部分是张尧学自引和中国人引用,国外引用只有3次,分别是日本、韩国、德国人引用。

  第二篇论文发表在IEEE的低端学术会议上,在IEEE的1578种IT会议中,该会议的排名1362 (http://arnetminer.org/page/conference-rank/html/All-in-one.html )。这篇论文是张尧学迄今发表的所有论文中引用次数最多的:46次,然而几乎全都是张尧学本人自引和中国人引用,仅被国外引用了两次,这两次都不是英文文献。也就是说,张尧学这篇引用次数最多的论文,在作为科技界国际语言的英语文献上被国外学者引用的次数是零。

  第三篇是张尧学发过的档次最高的论文,但是是1988年他在日本留学做的博士学位论文工作,有三个日本共同作者。张尧学将其博士学位论文也列入报奖材料中,简直是莫名其妙,因为第一,其博士研究内容与其获奖内容没有关系;第二,这项工作的知识产权属于日本东北大学,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只授予在中国做的工作。难道张尧学想把中国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让其日本导师分享?张尧学将其1988年日本留学的论文也拉来凑数,可能是因为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拿得出手的论文太少。

  第四篇是1999年一篇人工智能方面的论文,也与获奖内容无关。该论文的引用次数是16次。发表该论文的期刊已在2001年停刊。

  后面的四篇作者中都没有张尧学,也都不属于透明计算的内容。最搞笑的是第五篇,它其实是清华大学出版社在2001年4月出版的一本教材的一个章节(第五章“非乘积解排队网络和近似算法”),张尧学为了把它伪装成期刊论文,创造性地把书的出版年份写成“2001年卷”。而且这个章节根本就没有教材作者的原创内容,都是引用国外学者的,这些国外学者是不是也能跟张尧学分享奖金?

  总之,从张尧学论文发表记录和引用情况看,可知他提出的透明计算在国际上毫无影响。然而张尧学在报奖材料中声称其提出的透明计算“被国内外采用,引发和推动了国内外新型网络计算模式的理论和实践。”用谷歌搜索“透明计算”的英文(transparent computing),出来的网页主要是美国军方DARPA的一个透明计算项目。但是,张尧学说的“透明计算”的“透明”的意思是“不知不觉”,国外说的“透明计算”的“透明”的意思是“公开可见”(The Transparent
Computing (TC) program aims to make currently opaque computing systems transparent by providing high-fidelity visibility into component interactions during system operation across all layers of software abstraction, while imposing minimal performance overhead.),二者的意思刚好相反。如果认为这就是其“透明计算”的实践,这是利用“透明”一词多义混淆视听。

  张尧学的报奖材料称:“透明计算得到了国际上英特尔、IBM 等公司的采纳,被英特尔公司总裁称为‘代表了下一个计算时代’并作为战略之一实施。”英特尔公司高级副总裁Renee James(学MBA出身的)在2012年IDF会议上的确提到透明计算,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曾以“我系张尧学院士提出的透明计算得到英特尔公司的高度评价和推广”高调报道
(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 ... 0120921085312266245
505/20120921085312266245505_.html )。实际上Renee James的原话是这么说的(http://intelstudios.edgesuite.ne ... note/120912_rj/120912_rj_fl/index.html 14'20''开始):透明计算的概念并不新颖,MIT早在90年代末就做了研究,最近清华大学张教授也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有些IT专业人士认为英特尔说的透明计算和张尧学说的透明计算只是名称相同,不是一回事(Renee James不是搞技术的,可能分不清二者的区别)。即使是一回事,Renee James也说得清清楚楚,这是MIT在90年代末率先提出的,并不是张尧学的首创。
按张尧学自己的说法,他是在2004年才想到“透明计算”,晚了MIT好几年了。

  张尧学的报奖材料称:“相关工作得到了Edward Yourdon 博士(软件工程方法论创始人)、原IEEE CS 副主席Ming T. Liu、以及Jefferey J.P. Tsai(IEEE/AAAS Fellow)的高度评价,被称为‘张氏协议综合法’。”这些人评价的是张尧学1988年在日本的博士研究工作,与透明计算没有关系,非要说有关系的话,那也是日本的知识产权,怎么得的中国国家奖?而且这些人并没有对张的工作“高度评价”,更没有称为“张氏协议综合法”,只是在综述中引用了张尧学的论文,引用时写作Zhang's Protocol Synthesis Algorithm,这是以第一作者姓指代论文中提出的方法(该文献以此指代十几种方法),并非特地给其方法
命名。众所周知,博士论文的工作主要是属于导师的。如果要命名张尧学的博士工作,应称为“张-野口协议综合法”,而不会忽略张尧学的导师野口正一的贡献。

  张尧学的报奖材料称:“透明计算概念及技术曾被PCMag、eWeek、
ScienceDaily、TechEYE 等数百家国际媒体广泛报道,并被评论为‘这将是首个由中国推动的计算技术。’”这指的是张尧学2012年在《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loud Computing》专刊上发表的论文《TransOS: A Transparent Computing-based Operating System for the Cloud》曾获得国外一些科技媒体的报道,当时中南大学因此说“张尧学院士发表的论文在国际上反响强烈”(http://news.its.csu.edu.cn/csune ... e?atcid=20121016045
312963 )。一篇论文的重要性并不由媒体记者来决定,而应该看同行的引用情况。那么张尧学这篇“在国际上反响强烈”的论文的引用次数是多少呢?6次,其中4次是中南大学信息工程学院自己引用,1次是北京大学引用,剩下的1次由于论文无法下载,不知道作者的单位,但也是中国人引用。也就是说,张尧学这篇“在国际上反响强烈”的论文发表两年多来,在国际上被引用的次数是零。国际学界根本就没人在乎这“首个由中国推动的计算技术”。

  中国的科技大奖,都是运作的结果,含金量本来就不高。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曾经是个例外,曾经为了保证含金量空缺过很多年的。现在却让这样一个假货靠造假获此殊荣,肯定是利用权力和官场人脉运作的结果,是典型的学术腐败大案。虽然中国遍地都是学术骗子,但学术骗子能靠权力把虚假成果搞成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还是创纪录的,算得上中国科学最大的丑闻之一。

(以上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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